。《书》乃灵魂骨架，《经》乃血肉填充。《书》与《经》，共同构建，儒家世界。

　　可大略认为：《书》架构儒家三观之世界观，《经》规范儒者三观之价值观。

　　于是乎，各门各派，对『儒经』领会，集“校”、“疏”、“注”、“解”，合并成“一家之言”称《学》，各塑三观之人生观。

　　时下，《书》、《经》、《学》，构成儒家三观。

　　荀子，承素王孔子“内圣外王之道”。去伪存精，集诸子百家之精要。立“明于天人之分”之自然观，“化性起伪”之道德观，“礼仪之治”之历史观。乃大儒学之奠基人。

　　儒宗将《荀子》，用于塑造蓟人世界观。与《孟子》并列。

　　足见持重。

　　尤其。荀子所创，『制天命』、『性本恶』、『法后王』。无时无刻，不影响蓟人，处世为人。

　　司马光言：“自三代（夏、商、周）既亡，风化之美，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。”

　　后世亦有人言：“尝谓三代（国传三帝）以下之天下，非孟子治之，乃荀卿治之。”

　　换言之，蓟王所行大儒学。于汉家儒学治天下，一脉相承。即便与别家迥异，亦不过是门派之争。同出“独尊儒术”。

　　正因蓟王行事，从未离经叛道。故才有今日之盛。

　　君可不尊荀卿，然不可不遵孔孟。

　　最大程度，助蓟国站稳道义高地。

　　之所以，蓟国诸多新政，看似惊世骇俗。然天下大儒，皆处变不惊：非是蓟王一意孤行，只因《荀子》先前不为人所用也。

　　谓“根深本固”。蓟王尊《荀子》，为立国之本。王道治国，无可指摘。

　　积重难返，又不死社稷，唯变法图强。

　　然自先秦以来，历代变法者，少有善终。变法革新，必遭既得利者，誓死抵抗。即便有王权护佑，保得一时。待先王驾崩，变法者骤失依靠，“兔死狗烹”，常祸及满门，难保一世。

　　少时，恩师谆谆善诱，豪门、寒门，皆是百姓。便是要蓟王行事，面面俱到，兼顾各方。亦是要蓟王，善保千金之躯。毋轻易与人结仇。

　　变法图强：革旧弊，除顽疾、清阻力。为除种种弊端，所耗费人力、物力，付出社会撕裂、新旧对立等，代价总和，后世唤做“切换成本”。

　　试想，蓟王以《荀子》为立国之本。独尊儒术，王道治国。庖丁解牛，顺势而为。真可谓，无级变速。一脚油门，风驰电掣，纵享丝滑。

　　又谓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。试再想，若蓟王大刀阔斧，快刀斩乱麻。将后世治国之策，悉数照搬照抄。不管国情民生，时代风貌。一味强推，其阻力可想而知。

　　故孙子曰：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

　　一言蔽之。《荀子》，便是蓟王治国，上善之选。

　　与时代契合，又极具前瞻。

　　甚至，蓟王窃以为。《荀子》乃首开，唯物论之先河。

　　诚然。无论何种理论，必有其时代局限。如何实施，当因地制宜，不可拘泥。

　　吏治与法制，不可缺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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